素时锦年,一座城市的记忆

我在学校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则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我年纪太小,不能理解有教养的人应当对这种根本差距视而不见,同样的礼数也适用于宗教、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和文化差异可能引发的悬殊差别。因此每逢老师问问题,天真的我便举起手来。这情况持续数月后,老师和同学肯定多少察觉我是好学生,但我仍感到一种举手的冲动。现在老师已很少叫我,宁可让别的小孩也有说话的机会。尽管如此,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举起来,无论我是否知道答案。如果说我是在装腔作势,就像一个人虽是日常装束,却佩戴一件华丽的首饰,那么不妨说我是因为崇拜老师而急于讨好。我在学校很高兴发现的另一件事是老师的“权威”。在家里,在拥挤杂乱的帕慕克公寓,事情从未如此分明。在坐满人的饭桌旁,大家同时发言。我们的家务事,我们对彼此的爱,我们的对话、用餐和听广播的时间,这些事情未曾有过争论——它们自行发生。我父亲在家没有明显的权威地位,而且经常不在。他从未骂过哥哥和我,也从未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后来他把我们介绍给朋友时称我们是他的“兄弟”,我们认为他有这么说的权利。我母亲是我在家惟一承认的权威。但她可称不上陌生或外来的暴君,她的威权来自被她疼爱的渴望。因此,我的老师对她二十五个学生的影响力使我迷醉。或许我把老师看成母亲,因为我一味想讨好她。“把两手这样并拢,安静坐下。”她说道,我的手臂便紧贴胸脯,耐心地坐着听一整堂课。但新鲜感慢慢消退,过不了多久,比别人先有答案或解出数学题不再令人兴奋,时间开始慢得使人厌烦,甚至完全停止流动。我的眼睛避开写黑板的傻胖女孩,她对每个人——老师、学校门房和她的同学们——都露出同样平淡而信任的笑容。我的眼光飘到窗外,飘到耸立在公寓建筑之间的栗树树梢。乌鸦落在树枝上。因为我从底下看,所以看得见后方的一小片浮云,云移动时不断改变形状:先是狐狸的鼻子,然后是一个头,接着是一条狗。我希望一直像狗,但是它继续赶路,变成祖母始终锁在陈列柜里的四脚银糖罐,使我渴望待在家中。一旦召回家中令人心安的寂静暗影时,父亲便从暗影中走出来,像是梦一样,然后我们全家到博斯普鲁斯小游。就在这时,对面公寓楼房的某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仆抖着掸子,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我从座位上看不见的街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想。我听见马车从鹅卵石路上碾过去的声音,刺耳的声音叫道:“艾斯克希——”女仆看着旧货商沿街走去,然后把头缩回去,关上窗子,但是之后,就在这扇窗子旁边,我看见第二片云,跟第一片云走得一样快,却是反向而行。但现在我的注意力被唤回教室,见大家都举手,我也迫不及待地举起我的手:在根据同学们的回答猜测老师的问题是什么之前,我已经隐约觉得自己知道答案。了解同学是不同的个体,并发现他们与我之间的差异,既使我兴奋,有时却又痛苦。一个忧郁的男生,每回在土耳其语课上朗读,都隔行跳着念,这可怜男生犯的错是不自觉的,正如同班上同学的哄笑也是不自觉的。读一年级时,班上有个把红发扎成马尾的女生曾坐在我旁边,她的书包里虽杂七杂八堆放着咬了一半的苹果、“芝米”、芝麻、铅笔和发带,在她四周却总是有着一股薰衣草的香味,很让我喜欢。她公开谈论日常生活的小禁忌,此种天赋也很吸引我,周末没看见她,使我心生想念,尽管另一个娇小纤弱的女生同样令我心醉神迷。那个男生为什么不断说谎,明明知道没人相信他?那个女生为什么随随便便告诉别人她家发生的事?还有一个女生念那首关于国父的诗,是真的在掉眼泪吗?就像我有看车头和观察鼻子的习惯一样,我也喜欢端详我的同学,看他们长得像哪种动物。尖鼻子的男生是狐狸,他隔壁那个大个儿,像大家说的,是熊,头发浓密的那个是刺猬……我记得有个叫玛丽的犹太女生告诉我们关于逾越节的一切——她祖母家里有几天谁都不准碰电灯开关。还有一个女生说某天傍晚她在房间里,很快地转过身来,瞥见了天使的影子——这可怕的故事跟随着我。一个长腿女生穿很长的袜子,老是一副要哭的模样。她父亲是政府部长,当他死于飞机失事,首相却安然脱险时,我很肯定她因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一直在哭。很多小孩牙齿有毛病,有几个戴牙箍。建筑物顶楼是宿舍和体育馆,就在保健室隔壁,据说有个牙医,老师们发脾气时扬言要把调皮的小孩送到那里。罪行稍轻时,老师便罚学生站在黑板和门之间的角落,背对全班,有时单脚而立,但因为我们都巴不得看一条腿能站多久,害得课也上不成,因此这种惩罚很少发生。拉西姆在回忆录《法拉卡与黑夜》当中巨细靡遗地描写他的学生时代,当时奥斯曼的学校老师手持长长的藤条,用不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便打得到他们的学生。老师鼓励我们读这些书,或许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逃过共和国之前、土耳其国父之前的“法拉卡”时代是何其幸运。但即使在富裕的尼尚塔石区,在得天独厚的伊席克中学,奥斯曼遗留下来的老教师却在某些“现代”技术革新中找到压迫弱者的新工具:我们用的法国制尺,尤其是嵌进两侧的细而硬的云母条,被他们熟练地拿在手中,就跟“法拉卡”与藤条同样奏效。每当有人因为懒惰、没教养、愚蠢或蛮横而遭受惩罚时,我便忍不住觉得愉快。看到一个有司机开车接送的合群的女生受到惩罚,着实让我愉快;她是老师的宠儿,常常站在我们面前呱啦呱啦演唱英文版的《铃儿响丁当》——但她被批评作业做得马虎时,可得不到从宽处理。总有些人没写作业却假装写了,装出一副就在作业簿里的某个地方、只是一时找不到的样子,他们会叫道:“老师,我现在找不到!”仅仅想拖延注定的命运,却只是被老师揍得更凶,耳朵被扯得更猛。从低年级时代可爱慈祥的女老师,换成高年级教我们宗教、音乐和体育的愤怒忧伤的老男人之后,这些羞辱仪式变得更加完善,有时课程枯燥得很,使我对课堂上提供的短暂娱乐感到高兴。有个女生,我从远处爱慕着她,或许因为娇小迷人,或许因为娇嫩——她受罚时,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水,脸涨得通红,使我想去援救她。课间休息时间折磨我的金发胖男生,因讲话被抓而遭毒打的时候,我便冷静无情地欣然观看。有个我断定是绝顶傻瓜的孩子,无论对他的处罚有多么严厉,这男生都会予以抵抗。有些老师叫学生去黑板前,似乎不是为了测验他们的知识,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而有些无知者似乎甘于受辱。有些老师看见作业本的包书纸颜色不对就会发怒;有些老师动不动就生气,孩子只是讲悄悄话便被打;有些学生即使对简单的问题回答正确,也会像被车头灯逮到的兔子般手足无措;有些——我最佩服这些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会告诉老师他们知道的别的东西,愚蠢地希望这能挽救他们。我看着眼前的动静——先是一顿指责,接着是骤雨般愤怒落下的书和作业本,班上其他人则冷冷坐着不敢出声——庆幸自己不是这些被打上耻辱烙印的倒霉学生之一。我和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分享好运。假使这所学校里的小孩来自各种背景,幸运儿的与众不同可能更为明显,但这是一所私立小学,每个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出身。在课间休息的操场上,我们的童稚情谊使我们不分彼此,但每回看着同学被痛打被羞辱,我就像坐在教师书桌前那位令人生畏的人物一样,不免自问为什么有些孩子如此懒惰、品行不端、意志薄弱、麻木不仁或呆头呆脑。我开始阅读的那些漫画书无法满足这隐秘的道德探索:漫画总是把坏人画成歪嘴,我幽暗的童心深处同样找不到答案,只好让问题慢慢淡去。我渐渐领悟所谓的学校回答不了深奥的人生问题,其主要功能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全面的政治暴行而做准备。因此在我进中学前,我宁可举起我的手来,乖乖做个好学生。尽管如此,我在学校主要学到的是,光是全盘接受现实生活是不够的,你还得为现实生活的美而惊叹。读低年级时,老师一找到借口便停止上课,教我们唱游。我跟着这些英法文歌做口形——我不懂也不喜欢这些歌,尽管我喜欢观察同学们(我们用土耳其语唱,歌词大致像是:警卫爸爸,警卫爸爸,今天放假,吹哨子吧)。半小时前才因为又把作业簿忘在家中而泪眼汪汪的矮胖男生,此刻正乐呵呵地唱歌,嘴巴张得老大。一天到晚把长发撩到耳后的女生,在唱歌时也不担心她的头发了。就连在下课时间殴打我的胖鬼,还有他同桌那狡猾恶毒的朋友,他对那道秘密分界了若指掌,也让自己做个好学生——就连他们也像天使一样笑眯眯地沉浸在飘动的音乐中。在歌唱的时候,爱整洁的女生转头察看她的铅笔盒和作业簿是否依然有条不紊。休息时间结束后,两个两个排队回教室上课时,在我请她跟我搭档时会默默伸出手让我握着的那个聪明用功的女生,连她也大唱特唱;总是像给婴儿喂奶般伸着胳臂围住试卷,以免被别人看见的小气胖男生,也手舞足蹈;甚至每天挨打的那个无可救药的傻蛋也自发地一起歌唱。我发觉绑马尾的红发女生也注意到了,于是我们相视而笑地唱着。我不会唱这首歌,但当我们唱到啦啦啦的部分,我便加入大家,尽我所能高声大唱。我往窗外望去,召唤着未来。再过一会儿,就一会儿,下课铃响,全班一涌而出。我拿着书包逃到外面,看见我们的公寓管家正等着,就牵住他的大手。他陪我和哥哥走回家,我心想回到家时我已累得记不起班上每个人了,即便如此,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母亲,我便加快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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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就这样过去了,有点遗憾的大概就是没有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吧。

小学的我比较厉害,用四川方言讲就是比较歪。我和班上另一个比较歪的女生互相看不起对方,也无数次的有过小摩擦,但是我都没有瞬间爆发,主要是她的爸爸是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又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当时我们的教室在二楼,当时楼下传来骚动,小孩的天性就是好奇嘛。所以大家就冲向离自己最近的窗子。就在我快要跑拢的时候,我讨厌的那个女生居然也要也奔向那个窗子,我们都同时看见对方了。我们就在窗子边上进行着权力的较量。我们互相拿身子挤着对方,不让对方看。最后谁都没看个真切,楼下就恢复平静了。

我们把没看见什么怪罪于对方,所以就开始互掐,真是掐啊。手上的皮在对方的指甲下挤成薄薄的一层。那时我们是聪明的,知道怎么让讨厌的对方更痛。不像现在的我们,被欺负,打倒再站起来还要感谢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大人的世界真是难懂啊。最后怎么结束的呐,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是我先放开她的,然后她也立刻放开了我。自那以后好像没有那么地相互讨厌了。我放手的原因是,我觉得她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吧,我看见她咬紧的微微颤动的牙齿了。

我们在翻墙时,我那用了六年的时候变成了标准的乖学生的名誉就此毁于一旦。这时有些同学经过看见了我们的行为,立即大喊大叫,但是在保安叔叔来之前我们已经跑出去了。

最戏剧的就属去买蛋糕吧。我们当时中午在学校吃饭,学校规定在1点之后就不让出校门了,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好好休息。那天吃完饭已经是1点10分了。我们就去找保安叔叔,但是被狠狠的拒绝了。我们就此走向不归路——翻墙出去。后来我想啊,那些犯罪的人,步入邪途的人,大概曾经被正常的世界给拒绝接纳,所以才……

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都将自己交付于学习了,周末也去兴趣班。越来越晚的睡觉,身体开始有些不同的变化了,没有人告诉自己有关生理方面的知识,刚来白带的时候,吓得快要昏过去了。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来想想,我们能够安全地活到现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有那么的可能性活不到现在的年岁。

上小学的初期我继续地延续了学前班吸引异性的气质,还以为小学不过就是换个地方的学前班。我还记得刚上小学的那个星期,有个男生把他的变形金刚给拿到教室里了,上到上到课觉得没意思,就把变形金刚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和他的变形金刚对话,给他的变形金刚凹造型。但是老师并没有让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就没收了他的玩具。于是课堂上的他变得没有生气了,蔫了似的趴在桌上。我觉得这应该是学前班过渡到小学的阵痛吧。

在小学要毕业的那一年,我们班的同学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我们班主任的生日。于是我和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就决定在班上给老师弄个趴体。时间紧迫,我们知晓时离生日日期只有三天。我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啊,比如说去定蛋糕,组织同学们,还要完成作业。

后来呵,当然是去了初中。

后来老师生日那天到来了,我们把门关上,在座位上安安静静地坐着,这时的班上已经装点一新了。黑板也是按照一月一次的黑板报的规格办的。老师推门而进,我们齐刷刷地微笑,然后大声说:老师生日快乐。老师被震惊地眼角有点湿润,那一刻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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