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记得,伊Stan布尔

有时爸爸和妈妈会一块儿消失。因此在1957年冬,我哥哥被送往两层楼上方的姑妈和姑父家住一阵子。至于我——另一个姑妈某日傍晚来到尼尚塔石,把我带往她位于奇哈格的家里。她极力确保我不难过——我们一坐进车里(一辆“1956雪佛兰”,在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很受欢迎)她就说:“我已经叫塞丁今晚带酸乳酪给你。”我记得我对酸乳酪毫无兴趣,倒是对他们有个车夫兴味盎然。当我们抵达他们的公寓大楼(是我祖父盖的楼房,后来我将住进楼里的一间公寓),我发现既没有电梯也没有暖气,而且公寓很小,使我大感失望。更糟的是,隔天我闷闷不乐地想让自己习惯新家,却再一次被吓得六神无主:在我穿着睡衣像个备受娇宠的好孩子被安顿去睡午觉之后,我跟在家的时候一样呼唤女仆:“阿敏娥,过来抱我起来,帮我穿衣服!”得来的却是严厉的指责。或许正因为如此,待在那儿的期间,我尽量表现得比实际年龄成熟,而且有点装腔作势。某晚,我跟姑妈、姑父拉多(诗人兼出版人,出版过梅林的影印本)和我十二岁的表哥梅米特一道吃晚饭,而当我那令人不安的分身正从挂在墙上的白框复制相中低头凝视之时,我随便提到首相阿德南?曼德勒斯是我的伯父。我说的话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受到尊重,餐桌上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使我觉得深受委屈。因为我真的相信首相就是我伯父。但是我只在心中某个加密的角落相信这件事。我伯父欧兹罕和首相阿德南两人的名字都是五个字母,结尾两个字母一样;首相才刚去美国,而我伯父住在美国多年;我天天看见他们的照片(首相刊在报上,伯父的照片则遍布我祖母的客厅),而且某些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非常相像——错觉在我心中扎根并不奇怪。日后,我对这种心理机制的觉悟未能使我免于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信念、想法、偏见和审美偏好。比方说,我真心相信两个人名字相似个性也必相似,一个陌生词汇(无论是土耳其语或外语)在词义上必然跟拼法接近的词汇相似,一个有酒窝的女子,必然有着我过去认识的有酒窝的另一女子身上具有的某种气质,所有的胖子都一样,所有的穷人都属于某个我一无所知的团体,豌豆和巴西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不仅因为土耳其语的巴西叫Brezilya,而豌豆叫bezelye,还因为巴西国旗看起来就像上面有颗大豌豆:我看过许多美国人也把土耳其和火鸡之间设想成具有某种关联。至今我心中仍把伯父和首相串联在一起,此种联系一旦确立,便难以截断,因此当我想到我曾在餐厅看见某个远房亲戚吃着菠菜炒蛋(童年时代的一大乐事是,无论去城里哪个地方,都能跟亲戚与熟人不期而遇),我内心有一部分相信这位亲戚在半个世纪之后,仍在同一家餐厅吃菠菜炒蛋。借幻想抚慰并美化生活的才能,在这间我不受重视且没有归属感的屋子里对我很有用,过不久我便展开大胆的新试验。每天早上,表哥去德国中学上学后,我便把他那些又大又厚又美的书(我想是布鲁克豪斯版的百科全书)翻开一本,坐在桌前,抄下一行行文字。由于不懂德文,更谈不上阅读,我是不解其意地做这件事,可说是把面前的文章描画下来。我画下每一行每一句的确切图像。在完成某个含有难写的哥特字母的字之后,我会跟细密画家将一棵大梧桐的数千片叶子一片片画下来之后所做的一样,让眼睛休息:透过公寓楼房之间的缝隙、空地和通向大海的街道,注视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上的船只。我在奇哈格(我们家在财产逐渐减少之际也将搬来此地)首先知道伊斯坦布尔不是众多千篇一律的墙内生活——对左邻右舍的婚丧喜庆毫不过问的公寓丛林——而是由邻里组成的群岛,人人相互认识。我从窗户向外看时,不仅看见博斯普鲁斯以及在熟悉的航道上缓缓移动的船只,也看见房屋之间的花园、尚未拆毁的老宅、在老宅倾颓的墙间玩耍的孩子。正如面向博斯普鲁斯的许多房子一样,楼房前面有条陡峭崎岖的卵石巷,一路通往大海。在下雪的黄昏里,我跟姑妈和表哥站在窗边,与街坊邻居们一同眺望喧闹欢乐的孩子们乘坐雪橇、椅子和木板从这条巷子滑下去。土耳其电影业——当时每年出产七百部电影,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的大本营位于贝尤鲁的耶希尔街,仅十分钟路程。由于演员多住奇哈格,因此此区到处可见在他们拍的每部戏中反复扮演同一角色的“大叔”以及疲倦而浓妆的“阿姨”。当孩子们认出只在那些并不稀罕的电影中看到的演员(例如奥兹总是扮演又老又肥的玩牌高手,专门诱拐年轻无知的女佣),便在街上追赶纠缠他们。在陡巷顶端,雨天时,汽车在潮湿的卵石路面上打滑,卡车则得费劲爬上去;晴天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出现,演员、灯光师和“摄制组”蜂拥而出,十分钟拍完爱情场面后,又飘然而去。多年后,我碰巧在电视上看见其中一部黑白片,才发现影片的真正主题不是前景中的风流韵事,而是在远处闪烁的博斯普鲁斯。透过奇哈格公寓楼房之间的缝隙眺望博斯普鲁斯时,我对街坊生活另有所知:必有某个大本营汇集、诠释并评估街谈巷议。在奇哈格,这个大本营位于我们公寓楼房底层的杂货店。老板笠哥是希腊人(像住在楼上公寓里的多数人家),若想跟他买任何东西,你只需从顶楼垂下篮子,然后往底下高喊你要买的东西。后来我们家搬进同一栋楼房,母亲觉得每回买面包或鸡蛋就得朝楼下店老板大喊大叫很失体面,情愿把订单写在纸上,放在一个比左邻右舍用的篮子漂亮得多的篮筐里送下去。姑妈调皮的儿子打开窗户时,通常是为了把口水吐在奋力爬上巷顶的车子顶上,或把钉子与巧妙系在绳子上的爆竹扔下去。直到现在,每当我从高处的窗户往外看街道,仍不免想知道朝行人吐口水的滋味。我的姑父拉多早年尝试成为诗人,可希望落空,后来做杂志,当编辑。我住他那里时,他正在编土耳其当时最受欢迎的周刊《生活》,但五岁的我对此或对姑父结交的许多后来影响了我对伊斯坦布尔的看法的诗人与作家不感兴趣。他的朋友圈包括雅哈亚、坦皮纳和突格库。突格库创作了情节夸张、狄更斯式的儿童故事,生动而鲜明地描写了贫民区街头生活的情景。让五岁的我感到兴奋的,反而是姑父出版的、在我识字后当礼物送我的几百本童书——《天方夜谭》节略本、《猎鹰兄弟》系列、《发现与发明百科全书》。姑妈每星期带我回一次尼尚塔石看我哥哥,他会跟我说他在帕慕克公寓有多快活,早餐吃凤尾鱼,晚上嬉笑玩耍,参加我非常想念的家庭活动:跟伯父踢足球,周日搭伯父的“道奇”去博斯普鲁斯兜风,收听体育广播和我们最喜爱的广播剧。他尽可能言过其实地详述这一切。而后塞夫凯特会说:“别走,从今以后你该待在这里。”该回奇哈格时,总是和哥哥难分难舍,甚至不愿向公寓锁起的悲伤之门道别。有一回我想回避离去的时刻,死命抱住门厅里的散热器,大家试着扳开我的手,我哭得更大声。虽然我为此感到难为情,却久久赖着不走——我觉得自己像漫画书里的主人公,紧紧抱住悬崖边的孤枝。或许因为我依恋这屋子?五十年后,我确实回到同一栋楼房。但屋里的房间或屋内美好的事物于我都无关紧要。那时就像现在,家是我内心世界的中心——无论乐观地说,还是消极地说,都是一种逃避的工具。我不去学习正视眼前的困难,无论是父母的争执、父亲的破产、我们家永无休止的财产纷争或是我们日渐减少的财富,而是以心理游戏来自娱,在其中转换注意力,欺骗自己,完全忘掉困扰我的事情,或是让自己笼罩在神秘之雾中。我们可将此种混乱、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愁”,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欢起身走向这样的窗户,用指尖在窗上写字。当我在布满水汽的窗上写字画图时,我内心的“呼愁”便消散而去,心情得以放松;在我写完画完后,我可以用手背抹去一切,望向窗外。但景色本身只能引发它自己的“呼愁”。是该对伊斯坦布尔城注定背负的这种感觉有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了。

父亲和伯父一连串的生意失败,父母的争执,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各个分支所酝酿的纠纷,这些事情都训练着我,使我知道尽管世界提供一切(绘画、性、友谊、睡眠、爱、食物、游戏、观察事物),尽管快乐的机会无限,没有一天不在发现新的乐趣,然而生命却也充满各种各样突如其来、意想不到、快速燃烧的灾难。这些灾难的随机性使我想起电台的“海上广播”,提醒每艘船博斯普鲁斯海口的“浮动水雷”,并指出其确切位置。任何时刻,我父母都可能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发生争执,要不就是楼上的亲戚爆发了财产纷争,或者哥哥发脾气,决定给我一个难忘的教训。此外,父亲可能回家时顺便提起,他已经把房子卖了,或拿到约束令,或我们得搬家,或他将动身旅行。我们那时经常搬家。每次家中的紧张气氛扩散,但由于母亲得按当时的习惯专心于用旧报纸包裹锅碗瓢盆,没什么时间看管我们,也就是说,哥哥和我可在屋子里自由进出。看着搬运工一一抬起柜子、碗橱、桌子,我们开始觉得这些东西是生活中惟一的常数,准备离开长久居住的空屋时,我开始觉得感伤,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能在某件家具底下发现失踪已久的铅笔、弹珠或具有情感价值的心爱玩具。我们的新家或许不比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温暖舒适,但在奇哈格和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却能眺望博斯普鲁斯的美景,因此我在那儿不曾觉得不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把我们财富的日益减少当一回事。我有若干办法,不让这些小灾难扰乱我的心绪。我为自己建立严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纹、绝不一路关上某几扇门),或迅速从事一场冒险(跟另一个奥尔罕见面、逃往我的第二个世界、画画、跟哥哥寻衅打架而落入自己的灾难),或者数着博斯普鲁斯的过往船只。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这可不是说我把每艘船都数进去,我跟父亲一样,没为摩托艇伤脑筋,它们纵横于博斯普鲁斯海上,载生意人上班,运送采购五十袋东西的妇人。我也不数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岸间窜来窜去的市区渡轮,这些渡船从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头航向另一头,载着一路沉思、抽烟、喝茶的郁闷乘客。这些船就跟我们家里的家具一样,已固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小时候我数着这些船,不注意它们在我内心引发的不安、骚动与惊慌。数船让我觉得在整顿自己的生活。当我逃离自己、学校、生活而漫游街头,极端愤怒或悲伤时,便完全不再数船。那时我便深切地渴望灾难,大火,另一个生命,另一个奥尔罕。或许解释一下我如何养成数船的习惯,会更明白易懂。当时,母亲、父亲、哥哥和我住在祖父盖的楼房里,一栋面向博斯普鲁斯的小公寓,位于奇哈格。我正在读小学最后一年,因此是十一岁。大约每月一次,我把闹钟定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在后半夜起床。炉火在睡觉前熄掉,我没办法自己点燃,因此为了让自己在冬夜里保持暖和,便到很少使用的佣人房的床上,取出我的土耳其文课本,开始朗诵必须在上学前背好的诗。哦,国旗,光荣的国旗,在空中飘扬!必须背诵祈祷文或诗词的人都知道,你若想把文字烙印在记忆里,最好不要过分注意浮现在眼前的东西。一旦文字印入脑中,你的脑子便能自由地寻找可帮助记忆的图像。你的眼睛可完全摆脱你的思考,让眼睛本身享受观看世界的乐趣。严寒的冬天早晨,我盖着被子打着哆嗦背诗,凝视着窗外的博斯普鲁斯如梦似幻地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透过我们底下的四层楼和五层楼公寓之间的缺口、后来十年内即将烧毁的破木房的屋顶和烟囱上方以及奇哈格清真寺的尖塔之间,我看得见博斯普鲁斯。这时候渡船停驶,大海一片黑暗,任何探照灯或灯光也穿不透。在亚洲彼岸,我看得见海达巴沙的老旧起重机和悄然通过的货轮灯光。有时借助微弱的月光或单艘汽艇的灯光,我看得见巨大、生锈、覆满贻贝的驳船,划船的孤独渔夫,克兹塔幽魂般的白色轮廓。但大多时候,海洋淹没在黑暗中。早在日出前,即使亚洲岸的公寓楼房和种满柏树的墓园开始微露曙光,博斯普鲁斯却仍黑沉沉的——它似乎将永远如此。我继续在黑暗中背诗,脑袋忙于背诵和古怪的记忆游戏,同时眼睛凝视着缓缓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流的东西——某艘奇形怪状的船只,某艘一大早出发的渔船。虽然我对这东西不在意,而我的眼睛也没消除平日的习惯,却仍要对通过眼前的这东西检视一阵子,惟有在确定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予以认定:是的,那是货轮,我对自己说,是的,这是一艘渔船,惟一的一盏灯没点亮;是的,这是一艘摩托艇,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从亚洲到欧洲;那是一艘老旧的巡防舰,来自苏维埃某个偏远港口……某个这样的大清早,我正和往常一样,打着哆嗦在被子里背诗,眼睛偶然看见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是我从没看到过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就呆坐在那里,忘了手中的书。一个庞然大物从黑黝黝的海里浮现,越来越大,露出水面,朝最近的山丘逼近——我正从这座山丘眺望。那是个巨无霸,一头巨兽,形状大小有如噩梦中的妖魔鬼怪——一艘苏维埃战舰!从黑夜和雾里现身而出,仿如神话里一座浮动的大碉堡!它的引擎低声运转,悄悄地、缓缓地通过,却是如此有力,使窗玻璃、板壁和家具都抖动起来。谁误挂在炉子旁边的火钳,排列在黑暗厨房里的大小锅子,我父母和哥哥的卧室窗户也都在抖动,通往大海的鹅卵石巷亦然,就连屋前的垃圾桶也乒乒乓乓响,让人以为这平静的街区正发生小规模地震。这意味着伊斯坦布尔人自冷战开始便不断低声讨论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在夜幕的掩护下,苏维埃巨型战舰于子夜时分通过博斯普鲁斯。我一时陷入了恐慌,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全城都在睡梦中,只有我一人目睹苏维埃巨舰不知将开往何处,从事何种活动。我得立即采取行动,提醒伊斯坦布尔,提醒全世界。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勇敢的小英雄做这样的事——把城民从睡梦中唤醒,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水患、火灾和入侵的军队袭击。我忧心如焚的同时,想出一个十万火急的权宜之计——这个做法日后成了习惯:我集中因背诵而更为敏锐的脑筋,专心于苏维埃战舰,用心记住,数着它。此话怎讲?我的做法就像传说中的美国间谍——传闻他们住在山丘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把通过的每艘共产党船只拍下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有事实根据的伊斯坦布尔传说,至少在冷战期间)——将这艘问题船的显著特征罗列出来。我在脑海里将新资料和有关其他船舶、博斯普鲁斯海流甚至地球转速的现存资料详细比较。我数着它,这使巨船变成一件普通事物。不仅苏维埃战舰,数每一艘“著名”船舶都使我得以重申我的世界图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的定位。这么说,学校教我们的是真的:博斯普鲁斯是关键,是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心,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及其军队,特别是苏联人想占据我们美丽的博斯普鲁斯的原因。我这一生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尽管只是从远处观看,而且是从公寓、清真寺的圆顶和山峦之间观看。能看见博斯普鲁斯,即使是远远观望,这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有其神圣意涵,或可说明临海的窗户为何像清真寺的壁龛、基督教堂的祭坛以及犹太教堂的圣坛,我们面朝博斯普鲁斯的客厅为何让椅子、沙发和餐桌面向海景。我们对博斯普鲁斯海景的热爱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如果搭船从马尔马拉海进来,你会看见伊斯坦布尔的几百万扇贪婪的窗子挡住彼此的视线,毫不留情地挤开彼此,为了仔细瞧一眼你搭的船以及船通过的海面。数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或许是个怪癖,但从我同他人开始讨论这件事以来,我发现这在伊斯坦布尔的老老少少当中很常见:在通常的日子里,我们有许多人经常到窗前和阳台作记录,这么做让我们对灾难、死亡和浩劫有些许领略,它们说不定正沿着海峡过来,即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时,我们搬到贝希克塔斯,在塞伦塞贝区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有栋房子里住着我们的远亲,他孜孜不倦地把每艘通过的船只记录下来,让人以为这是他的工作。我有个中学同学相信,每一艘形迹可疑的船(老旧、生锈、失修或来历不明的船),若不是把苏联武器走私给某国的叛军,就是把石油运往某个国家,以扰乱全球市场。在电视机问世前,这是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但我的数船癖好,我与许多人共有的这项癖好,基本上是由于恐惧使然,这种恐惧也吞噬着城里的许多人。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伊斯坦布尔人成为向内看的民族主义的人民,因此我们怀疑任何新的东西,尤其任何带洋气的东西(尽管我们亦对之垂涎)。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胆怯地企盼灾难带给我们新的失败与废墟。想办法摆脱恐惧和忧伤依然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发呆地凝视博斯普鲁斯,也能像是一种责任。城里居民记得最清楚并且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灾难的类型,自然与博斯普鲁斯的船舶事故有关。这些事故把全城居民连在一起,使整个城市像个大村落。由于这些灾难终止了日常生活的规则,且最后总是饶过“我们这等人”,因此我私底下喜欢这些灾难。当时我才八岁,那天晚上我推断——根据划破星夜的声响与火焰——两艘载运石油的油轮在博斯普鲁斯中间相撞,发生大爆炸后起火燃烧。但我的兴奋更甚于惊恐。很晚我们才从电话得知燃烧的船使附近的石油库发生爆炸,火势可能蔓延,造成吞噬全城的危险。正像那个时代每一场壮观的火灾一样,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顺序:首先我们看见火焰和黑烟,接着谣言散布开来,多半是不实之谣,而后,尽管母亲姑妈们哀哀恳求,我们却有一股确切的欲望,想亲自去看大火。那天晚上伯父叫醒我们,把我们塞进车里,取道博斯普鲁斯后方的山丘,载我们去塔拉布亚。就在大饭店前方,道路被封锁,这跟大火本身一样,使我既难过又兴奋。后来听我一个狂妄自大的同学说他父亲亮出证件高喊“记者!”之后,使他们得以通过警戒线,令我欣羡不已。就这样,1960年某个秋夜天将破晓之时,我最后还是跟着一群好奇甚至欢乐的人群,他们身穿睡衣和匆匆套上的裤子和拖鞋,把宝宝抱在腿上,手上拎着袋子,一同观看博斯普鲁斯起火燃烧。后来的几年中我常看见,在壮观的大火摧残“雅骊”、船舶甚或海面之际,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摊贩,在人群中兜售纸包芝麻蜜饼、“芝米”、瓶装水、瓜子、肉丸和冰镇果汁。据报纸报道,载运十吨燃油的“彼得佐拉尼赫”油轮从苏联港口陶普斯开往南斯拉夫,因走错航道而与航道正确、开往苏联添加燃料的希腊油轮“世界和平号”相撞,相撞后一两分钟,南斯拉夫油轮漏出的燃料爆炸,威力凶猛,伊斯坦布尔全城都听得见。不知是因为船长和船员立即弃船还是在爆炸中身亡,两艘船上都没有人,于是失去了控制,开始在猛烈而神秘的海流与漩涡中打转。它们左右摇晃,变成火球,对坎勒札、欸米甘与叶尼廓伊的“雅骊”、楚布库鲁的油气储库以及贝廓兹沿岸的木头房屋造成威胁。曾被梅林描述为人间天堂、希萨尔称之为“博斯普鲁斯文明”的海岸陷入一片火海,黑烟呛鼻。只要船距离岸边太近,大家便逃出他们的“雅骊”和木头房屋,一手夹着棉被,另一手夹着孩子,尽快地逃离海岸。南斯拉夫油轮从亚洲漂往欧洲岸时,撞上停泊在伊斯亭耶的土耳其客轮“塔色斯”,过不久,这艘船也燃烧起来。燃烧的船漂过贝廓兹,成群的人拎着棉被、穿着匆匆套在睡衣外面的雨衣,朝山丘上奔去。大海被灿烂的黄色火焰点亮。船成了堆高的红色熔铁,熔化的桅杆、烟筒、船桥歪向一边。天空染上一片红光,好似由内散发而出。不时会有一阵爆炸,燃烧着的大铁片飘入海中。从岸边和山丘传来呼喊声、尖叫声和孩子的哭闹声。多么令人心碎,却又发人深省,审视这片柏树与松林、庭院桑树成荫、忍冬花和犹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这个世界,夏夜的大海如丝缎般闪闪发光,空气中乐声荡漾,慢慢划着船、穿梭在许多小船间的青年看得见桨尾的银色水滴——眼看这一切消逝在浓烟中,人们穿着睡衣,抓住彼此哭泣,仓皇逃出红色天空下的最后一栋木造“雅骊”。后来想想,我要是数船,这场灾难本可以避免。由于对城里遭受的灾难感到负有责任,我并不想逃离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有必要尽我所能靠近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后来,像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我几乎是期望灾难,这种期望在下次灾难发生时使我更觉得罪过。就连坦皮纳(其著作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国内快速西化的奥斯曼文化废墟中之意义何在,让我们知道,到头来,人民本身由于无知与绝望,终于切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也承认,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别墅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在《五城记》的伊斯坦布尔章节中,他和戈蒂耶一样,拿自己与暴君尼禄相比。奇怪的是,就在几页之前,坦皮纳还苦闷地写道:“一栋接着一栋,眼前的杰作有如浇了水的岩盐快速熔化,直到仅剩下一堆堆灰烬与泥土。”坦皮纳在1950年代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居住在“鸡不飞胡同”——我数苏维埃战舰时就住在同一条街。他从这里看着大火烧毁萨比哈公主的滨海宫殿,以及曾经是奥斯曼议会、后成为他曾任教的美术学院的木造建筑。大火熊熊燃烧一个小时,随着每一次爆炸抛射出阵雨般的碎火花,“从喷发的火焰和缕缕烟柱,可知道审判日已然来临”。或许觉得需要调和奇观所提供的快乐,以及眼见马哈茂德二世时代的美丽建筑与其宝贵收藏(包括建筑师艾尔登[SedadHakkEldem]的奥斯曼古迹档案与详细规划,据说是当时最好的)付之一炬而感受的绝望,他继续说明奥斯曼帕夏们也从观赏世纪大火中享受过类似的乐趣。坦皮纳带着怪异的内疚感如此告诉我们,听见某人高喊“失火!”,他们便跳上自己的马车,赶往现场;而后他继续列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寒工具:毛毯、皮毯以及——万一大火将持续一段时间——用来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和锅子。跑去看伊斯坦布尔古建筑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儿童,西方旅人同样很想观看并描述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过两个月,期间目睹五场火灾,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细节。(得知消息时,他正坐在贝尤鲁墓园写诗。)如果说他喜欢夜晚发生的火灾,那是因为看得比较清楚。他把金角湾某油漆工厂喷发的彩色火焰形容为“奇绝”,他以画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细节、海上船只晃动的影子、裂开的桁粱、一波波围观的群众、熊熊燃烧的木房子。之后他去了仍在闷烧的现场,看见数百户人家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他们在两天内以抢救出来的地毯、床垫、枕头、锅碗瓢盆搭盖他们的避难所。得知他们把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他觉得又一次发现了土耳其回教徒的古怪习俗。尽管奥斯曼的五百年统治期间火灾频仍,特别在19世纪期间,人们才开始对火灾有所准备。住在伊斯坦布尔狭窄巷弄木屋里的居民认为火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除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在博斯普鲁斯出了差错的噩梦。在暴风雨天,母亲总会说:“愿神保佑这种天气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对半夜醒过来的人来说,一场遥远而无法影响个人生活的灾难就是一剂良药。半夜醒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多半也是数着船笛声再度入睡。或许在梦中,他们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浓雾,航向灾难的边缘。无论梦见什么,隔天早上醒来,他们多半不记得半夜听见的船笛声——就像一切的噩梦,这些都会消失不见。只有小孩和孩子气的大人记得这类事情。而后,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你在糕饼店排队等候或吃着午饭时,这样一个人回过身来说:“昨晚雾角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了。”那时我才知道,博斯普鲁斯山丘上的许许多多居民在浓雾之夜被相同的梦唤醒。还有其他事萦绕在住岸边的我们这些人心头,它与另一种事故息息相关,和油轮大火一样不可磨灭。某晚,浓雾使前方的能见度不及十公尺——确切地说,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点——一艘五千五百吨的苏联货轮运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冲进黑暗中的巴提里曼两米远,压倒两栋木造“雅骊”,造成三人死亡。“我们被可怕的声音惊醒,以为‘雅骊’遭闪电击中——房子劈成了两半。我们运气好,才幸免于难。我们振作起来,到三楼的客厅,发现自己跟巨大的油轮正面相对。”报上以油轮闯入客厅的照片补充幸存者的叙述:墙上挂的相片是他们的帕夏祖父,碗橱上放了一盆葡萄。由于房间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帘般披垂下来,在风中飘扬。在碗橱、餐桌、加框字画和翻倒的长椅之间,是死亡油轮的船头。这些照片引人入胜且怵目惊心之处,在于被油轮带入死亡与毁灭的房间当中摆设的家具:椅子、碗橱、屏风、餐桌与沙发,都和我们家的客厅一模一样。我读着四十年前关于订婚不久的美丽中学生的报道——她在事故发生前一晚跟死里逃生的人说什么话,在瓦砾堆中发现她尸体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伤——想起连续好几天,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只谈论这件事。当时城里仅有一百万人口,口耳相传的同时,我们给博斯普鲁斯的灾难讲述的故事也随之加码。我跟大家说我正在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意外发现,当话题转到博斯普鲁斯多年前的灾难时,他们的话语中总带有某种渴望——即使热泪盈眶,他们却仿佛在追述最快乐的回忆,有些人还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最爱选入书中。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必须报道1966年7月,一艘载送“土德友好协会”成员的摩托艇,和一艘运木船在叶尼廓伊和贝廓兹之间相撞,接着——唉,三个人栽进博斯普鲁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还有人要我说说我的一位熟识朋友,有个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骊”阳台上,以他惯常的认命态度数船,此时,一艘渔船就在他眼前撞上罗马尼亚油轮“普洛耶什蒂”,断成两截。至于近年发生的灾难,罗马尼亚油轮在海达巴沙(这座亚洲城市的火车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丽”的希腊货轮),漏出的油着了火,满载石油的油轮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足以惊醒睡梦中的我们——我答应过不删除这一节。我有充分理由不删除它——我们住的地方虽距事故现场几公里远,附近住家的窗户却有半数被爆炸声震得粉碎,街上堆积的碎玻璃深及膝部。还有另一艘载运绵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聂”的黎巴嫩运畜轮,载送在罗马尼亚上船的两万多只绵羊,撞上菲律宾注册、从新奥尔良运送小麦前往苏联的货轮“丽莉圣母”之后,大部分的羊随船沉没。据报道,有几只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馆看报喝咖啡的几个人救起它们,但其余两万只倒霉的绵羊,还在等人把它们从水底深处拉出来。这次撞船事件就发生在法蒂赫桥(博斯普鲁斯的第二座桥)下,或许我该提一下,伊斯坦布尔人自杀的时候喜欢挑的不是这座桥,而是第一座桥。写这本书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查资料,阅读我小时候读的报纸,在我出生前后发刊的一份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文章都报道另一种自杀形式,说是比从博斯普鲁斯的一座桥跳下去更受欢迎。例如:一辆经过鲁梅利堡垒的车子冲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长的搜寻行动未能找到车子或车上的人。车子冲入海中时,据说驾驶员打开车门喊“救命!”但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把车门关上,随着车子跃入海中。有人认为,海流可能把车子从岸边推开,推入海水深处。这儿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后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从婚礼返家途中,他顺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车上载了九人,因酒醉驾车而失控,驶进塔拉布亚湾,冲入海里。这次事故死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几年来有这么多车子冲入博斯普鲁斯,结局却始终相同:车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处,一去不复返。我不仅听人说,也不仅在报上读到:我曾亲眼目睹几个人沉下去!无论车上坐的是谁——尖声吵嚷的孩子、一对吵架的恋人、一群讨人厌的醉汉、赶回家的丈夫、一个在黑暗中看不见的老人、停在码头跟朋友喝完茶后打一挡而没拉倒车挡的困倦司机、前任财政局长瑟菲克与他的漂亮秘书、数着船通过博斯普鲁斯的巡警、擅自开厂车载家人出游的新手司机、碰巧某个远亲相熟的丝袜制造商、穿一模一样雨衣的父子、贝尤鲁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桥的孔亚家庭——车子冲入水中时,绝不像石头般往下沉,而是摇摆一会儿,几乎像栖息在水面上。也许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线来自附近酒馆,当博斯普鲁斯岸上活着的人看着即将被吞噬的人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看见某种心照不宣的恐惧。不一会儿,车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我该提醒读者们,车子一旦开始下沉,车门就不可能打开,因为海水的加压力太强大。当时冲入博斯普鲁斯的车子相当多,一位细心周到的记者想提醒读者这一情况,于是做了一件相当聪明的事——他发表了一篇求生指引,并配上精美插图:如何从掉入博斯普鲁斯的车里逃生一、勿惊慌。关上车窗,等车子灌满水。确定车门未上锁。并确保每位乘客待在原处不动。二、车子若继续沉入博斯普鲁斯深处,拉手刹车。三、车子差不多灌满水时,最后吸一口介于海水与车顶之间的最后一层空气,慢慢打开车门,不慌不忙地离开车子。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点:在神的帮助下,愿手刹车没夹住你的雨衣。假使你会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会发现博斯普鲁斯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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