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若有人问起,她会说她赞成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西化政策,但事实上——这一点她跟城里每个人一样——东方或西方都提不起她的兴趣。毕竟她难得出门。就像在城里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她对古迹、历史或“美景”兴味索然,尽管她学的是历史。她在跟我祖父订婚之后、结婚之前,做了一件在1917年的伊斯坦布尔颇为勇敢的事:跟他上馆子吃饭。因为他们面对面坐在餐桌两旁,并有饮料供应,我猜他们是在佩拉的某家餐馆。我祖父问她想喝点什么,她以为他要给她酒精类的饮料,便厉声说道:“我得让您知道,先生,我从不碰酒。”四十年后,当她在新年家宴上喝了啤酒而稍有醉意时,总有人又把这事讲一遍,她便会不好意思地放声大笑。若是在某个平常日子,她坐在客厅里她平常坐的椅子上,就笑一会儿,然后为那位我仅从相册里认识的“非凡”男子英年早逝而凄然泪下。她哭泣时,我试着想像我的祖父母在街上漫步,却很难把这位雷诺阿笔下丰满舒泰的妇女,想像为莫迪利阿尼画中高瘦的神经质女子。在我祖父发了大财,死于白血病之后,我的祖母成为我们一大家子的“头儿”。这是她的厨子兼莫逆之交贝吉尔每回听厌了她没完没了的命令和抱怨时略带挖苦的用词:“悉听尊便,头儿!”但我祖母的权威并未超出她带着一大串钥匙视察的屋子。当我父亲和伯父断送了年纪轻轻时继承的工厂,当他们参与建筑工程,轻率投资,终告失败,迫使我们的头儿将家产逐一变卖时,我这几乎足不出户的祖母便又潸然泪下,而后跟他们说,下回得谨慎点。她上午在床上度过,盖着厚重的被子,靠在一堆羽绒大枕头上。每天早晨,贝吉尔用大托盘给她端上煮得嫩的蛋、羊奶酪和烤面包,小心翼翼地搁在她叠在棉被上方的枕头上(若以实用为主,在绣花枕头和银托盘之间放张旧报纸,那可是大煞风景),我祖母慢条斯理地吃早餐,看报,接见当天的首批客人。(我从她那儿学会享受嘴里含一块羊干酪喝甜茶。)先搂搂祖母才去上班的伯父每天一大早来看望她。我伯母送他上班后也抓着手提包来了。我上学前有短短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我该识字,我便照哥哥做的,每天上午拿着笔记本过来,靠在祖母的被子上,跟她学习字母的奥秘。我上学后发现,跟其他人学东西很没意思,我看见一张白纸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写东西,而是在纸上画满黑乎乎的图画。这些读写课程进行到一半时,厨子贝吉尔便进来以同样的话问同样的问题:“今儿个我们招待这些人吃什么?”他问这问题时一本正经,仿如掌管着某大医院或兵营的伙食。我祖母与她的厨子讨论谁从哪间公寓过来吃饭,该做什么菜,然后祖母拿出她了不得的历书,里面有许多神秘资料和时钟图片。他们在“当日菜单”中找灵感,我则看着一只乌鸦从后花园的柏树枝头飞过。厨子贝吉尔尽管工作繁重,却从未丧失他的幽默感,他为家中每个人取绰号,上至祖母,下至她最小的孙子。我的绰号是“乌鸦”,多年后他对我说,因为我老是看着隔壁屋顶上的乌鸦,也因为我非常瘦小。哥哥跟他的玩具熊很要好,上哪儿都带着它,因此对贝吉尔而言,他是“保姆”。某个眯眯眼的堂兄叫“日本”,另一个很固执的叫“山羊”。某个早产的堂弟叫“六月”。多年来,他就这么叫我们,怜悯之情缓解了温和的嘲弄。在祖母的房间里——就像在母亲房间里——有一张双翼镜梳妆桌。我很想打开镜板,迷失在倒影中,但这镜子我不准碰。大半天都待在床上未曾起身的祖母这么摆桌子,让她能沿着长廊一路看过去,经过厨房通道、玄关,通过客厅,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监督家中发生的一切——进进出出的人,角落的对话,远处斗嘴的儿孙——却用不着下床。因为屋里总是很暗,镜子里某些特定活动经常暗得看不见,因此祖母得喊着问,比方说在客厅那张嵌花桌旁发生了什么事,贝吉尔随即跑进来报告谁做了什么。没看报或绣枕头套的下午,我祖母就跟尼尚塔石其他年龄相仿的女士一起抽烟,玩玩比齐克牌。我记得她们有时也玩扑克。她放扑克筹码的柔软鲜红的绒布包里另放有奥斯曼的穿孔古币,边缘呈锯齿状,刻有帝国时期的字母,我喜欢把这些古币拿到角落玩。牌桌上有位女士来自苏丹后宫,帝国瓦解后,奥斯曼家族——我不忍用朝代这个词——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后宫关闭,这位女士从后宫出来后嫁给我祖父的同事。我哥和我常取笑她的谈吐过分客气:尽管她是祖母的朋友,她俩却互称“夫人”,但当贝吉尔从烤箱给她们端来油腻的牛角面包和奶酪吐司时,她仍会兴高采烈地扑上去。两人都胖,但因为她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并不以此为忤,因此处之泰然。假若——像是每四十年发生一次——我的胖祖母必须外出或有人邀她出去,准备工作得持续好几天——直到最后一步,祖母向管家太太卡梅求救,叫她上楼来使出全身力气拉紧她的胸衣系带。绑胸衣的场景在屏风后进行,看得我毛骨悚然——拉啊扯的,叫着:“慢慢来,姑娘,慢慢来!”美甲师同样使我迷惑。这女人早几天来访,坐在那儿几个小时,一盆盆肥皂水和好多种古里古怪的用具聚集在她周围。她为我敬爱的祖母涂上大红色的脚趾甲油时,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见她把棉花球放在我祖母的胖脚趾之间,使我既着迷又厌恶。二十年后,当我们住进伊斯坦布尔其他地区的房子时,我经常去探望住帕慕克公寓的祖母。上午去的话,我会看见她待在同一张床上,身边围绕着相同的袋子、报纸、枕头和暗影,室内的味道——由肥皂、古龙水和木头混合而成——也从未改变。我祖母身旁始终带着一本薄页皮面记事本,每天在本子里写些东西。这本她记录账单、回忆、膳食、开销、计划和气象变化的本子像一本奇异特殊的礼节书。或许因为读的是历史,她有时喜欢按照“官方礼仪”行事,但她的语气中始终带着讥讽。她对礼节和奥斯曼礼仪的兴趣有另一个实际结果——她每个孙子都根据某位战胜的苏丹命名。每回见她,我都亲吻她的手,而后她给我钱,我腼腆地塞进口袋里,在我对她说我母亲、父亲和哥哥的近况后,祖母有时把她写在本子里的东西念给我听。“我的孙子奥尔罕来访。他很聪明,很乖巧。他在大学读建筑。我给了他十里拉。愿神赐福,有一天他会功成名就,让帕慕克的家族名声再度受到尊重,如同他祖父在世的时候。”念完之后,她透过眼镜盯着我看,白内障的眼睛看起来更令人生畏,然后冲我冷淡而嘲弄地一笑,使我怀疑她是否在嘲笑自己,或者因为如今她已明白生命的荒唐,而我也竭力做出相同的笑容。

我的母亲、父亲、长兄、祖母、叔伯姑嫂们——我们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栋五层楼房的不同楼层。在我出生前一年,家族各支系(如同许许多多的奥斯曼家族)同住一栋石造大宅。1651年,他们将石宅出租给一家私立小学,在隔壁空地盖了后来被我视为家的现代建筑,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在门面上张贴一块饰板,上面写着“帕慕克公寓”。我们住四楼,但打从脱离母亲怀抱,我便在整栋楼房里趴趴走,也记得每层楼至少有一架钢琴。在最后一位单身伯伯终于搁下报纸去结婚后,他的新婚太太搬进她将看着窗外度过半世纪余生的一楼公寓,带了她的钢琴过来。没有人弹过这架或其他几架琴,或许这正是我觉得如此哀伤的原因。但不只是没人弹的钢琴而已。每一间公寓里还有一个上锁的玻璃柜,柜子里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银器、糖罐、鼻烟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餐具和香炉,虽然我偶尔在这些东西当中找地方藏小汽车。屋内有珍珠镶嵌的废弃书桌,不见头巾的头巾架,后面未藏任何东西的日式屏风和新艺术帘幕。书房里的玻璃柜内,放着我那医生伯父积尘的医学用书:打从他移民美国之后二十年来,谁也没碰过这些书。在我童稚的想法里,这些房间的布置不是为活人,而是为死人。(每隔一段时间,某间客厅里的咖啡桌或雕花斗柜会消失不见,结果出现在另一层楼的另一间客厅。)祖母若是觉得我们在她的银丝椅上坐没坐相,便会提醒我们注意:“坐直了!”客厅不是让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为某位假想中的访客展现这是一户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馆。斋月期间不斋戒的人,身处这些玻璃柜和毫无生气的钢琴当中,或许比盘腿坐在摆满座垫和长椅的房间里来得心安理得。虽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脱离伊斯兰的律法,却没人知道西化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因此你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富裕人家看得见客厅博物馆,之后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国各地的客厅都看得到这些杂乱沉闷的西方摆设。随着1970年代电视的到来,这些摆设才不再流行。一旦发现原来坐在一起观看晚间新闻如此愉快,大伙的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小型剧院——虽然你仍听说古老的家族把电视摆在中央过道上,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由于楼层间往来频繁,我们这栋现代公寓楼房里的门通常不关。哥哥开始上学后,母亲让我独自上楼,或者我们一块儿走上楼去探望卧病在床的祖母。她客厅里的薄纱窗帘总是拉着,反正影响不大,因为隔壁的建筑距离很近,房间昏暗得很,早晨时分尤然,于是我会坐在大张的厚地毯上,发明游戏自己玩。我把某人从欧洲带给我的小汽车排成整齐的一行,一辆辆进入车库。随后,我以地毯为海洋,桌椅当小岛,让自己在小岛间弹来弹去,脚不踩到海水(几乎就像卡尔维诺笔下的男爵一辈子在树和树之间跳来跳去,脚不着地)。若玩腻这种空降冒险或把沙发椅臂当马骑的游戏(其灵感可能来自黑贝里亚达的马车回忆),我还有另一个在成年后每逢无聊仍会玩的游戏:我想像我坐的地方(这间卧室,这间客厅,这间教室,这个兵营,这间病房,这个政府机关)实际上是别处。白日梦做累了的时候,我便躲入摆在每张桌上、每面墙上的照片中。由于不曾见过钢琴用作其他用途,我还以为家中摆钢琴是为了展示照片。在祖母的客厅里,没有哪个平面不是布满大大小小的相框。最显眼的两幅大肖像照,挂在未曾使用过的壁炉上方:一幅是祖母的盛装照,另一幅则是1934年过世的祖父。从照片挂在墙上的位置以及祖父母摆的姿势(稍微侧身朝向对方,这仍是欧洲王室伉俪邮票流行的风格)来看,任何人走进这间博物馆客厅跟他们高傲的目光相遇,都会立刻看出故事得从他们讲起。他们两人都来自马尼萨附近的戈尔代斯;他们的家族被称为“帕慕克”,因为他们皮肤白,头发也白。祖母是切尔卡西亚人——以高挑貌美著称的切尔卡西亚女子在奥斯曼后宫极受欢迎。祖母的父亲在俄土战争期间移居安纳托利亚,先在伊兹密尔定居(传说那边有一处空屋),而后迁居伊斯坦布尔,我祖父在那儿念土木工程。他在1930年代初期发了大财,当时的土耳其共和国对铁路建设投入巨资,而后他开了一家大工厂。工厂坐落在注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郭克苏河两岸,制造绳子、麻线、干烟草等各种产品。他1934年过世,时年五十二岁,留下大笔财产,让父亲和伯父怎么用也用不完,尽管他们有一长串失败的商业冒险经验。接着来到书房,我们看见新生代的大幅肖像照极其对称地沿墙排列:从照片的柔和色彩可以看出它们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靠墙边是我那肥壮的大伯欧兹罕,他未服兵役便去美国学医,因此永远回不了土耳其,导致祖母终其一生面带抑郁寡欢的神色。还有他戴眼镜的弟弟艾登,住在底楼。他跟父亲一样学土木工程,一生积极参与各种始终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的工程计划。第四堵墙上挂了姑妈的相片,她曾在巴黎学钢琴,她先生是法学院助教。他们住在多年后我将搬入的顶楼公寓,此刻我就在这儿撰写此书。离开书房,回到博物馆的主厅,在更添幽暗的水晶灯旁驻足片刻,我们看见许多原封未动的黑白照片,告诉我们生命的欣欣向荣。在这里,我们看见每个孩子在他们的订婚仪式、婚宴、每个重大的人生时刻中摆姿势拍照。在大伯寄自美国的第一批彩色照片旁,放着大家庭成员们在城里各个公园、塔克西姆广场、博斯普鲁斯海岸合家欢宴的照片。在一张爸妈带我跟哥哥参加一场婚礼的照片旁边,放着一张祖父和他的新车在旧家花园内的合影,另一张则是伯父跟他的新车在帕慕克公寓大门外面的合影。除非是异乎寻常的事情——像是祖母取下美国伯父前妻的相片,换上第二任妻子的相片——老规矩依然不变: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动。虽然每张照片我都已看过上百次,每回我走进这间杂乱的房间时,仍要全部再细看一次。长时间审视这些照片,使我懂得将某些时刻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性,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逐渐认识到,在过着日常生活的同时,这些加框的场景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看着伯父给哥哥出一道数学题,同时看他三十二年前的照片;看着父亲翻阅报纸,微露笑容,尝试领会荡漾在拥挤的房厅内的笑话的结局,而在同一时刻观看他五岁——我的年纪——时候跟女生一样留长发的照片……在我看来再清楚不过,祖母为这些时刻加框定格,以便让我们把这些时刻与眼前的时刻交织在一起。当祖母以通常在讨论建国议题时才用的口吻提起我那英年早逝的祖父,指着桌上和墙上的相框时,她似乎跟我一样两相为难,既想继续生活下去,又想捕捉完美的时刻,品尝日常事物的同时,依然以理想为荣耀。但即使我反复思考这些矛盾——抓取生命中的某个特殊时刻并加上框,究竟是抗拒还是屈服于死亡、衰落和时间?——我对它们却是渐感厌倦。日子一长,那些漫长的午宴、没完没了的晚会、饭后全家人留下来玩乐透牌的年夜饭使我畏惧,每年我都发誓最后一次参加,却总是改不掉习惯。尽管我小时候很爱这些聚餐。当我看着坐满人的餐桌上掠过的笑话使伯伯舅舅们呵呵大笑(在伏特加或拉克茴香酒的作用下),使祖母绽放微笑(在她让自己喝的一小杯啤酒作用下)时,我发现相框外的生活有趣多了。我心里踏实无虑,庆幸身为一个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陶醉于活在世上是为了喜乐的幻觉中,尽管我一直都清楚,知道这些在节庆欢宴上有说有笑的亲戚们,在对金钱和财产问题起争执的时候同样冷酷无情。在公寓里没有旁人的情况下,母亲老爱跟我和哥哥诉苦,埋怨“你们的伯母”、“你们的伯伯”、“你们的祖母”苛刻狠毒。一旦在所有权、制绳索工厂的股份或公寓哪一层楼给谁住等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惟一能肯定的是,永远得不到任何解决。这些裂痕或因合家欢宴而消除,但从小我就知道,欢乐背后是堆积如山的旧账和波涛汹涌的责难。我们大家族中的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女仆,而每个女仆都认为自己应当在争战中摆明立场。为母亲效劳的哈妮姆会去找为伯母效劳的伊克芭。之后,在吃早饭时,母亲会说:“艾登说的话,你听说了吗?”父亲感到好奇,但听完后,他只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就别多心了吧。”然后回去读他的报纸。假使我当时太年轻,没能懂得这些纠纷的根本原因——我的家族过的生活虽仍跟住奥斯曼宅邸的日子一样,却逐渐分崩离析——我却不会不留意到父亲的破产以及他日趋频繁的缺席。每当母亲带哥哥和我去希什利那间鬼魂充斥的房子找外祖母时,我便能更详细地听到情况有多糟。哥哥和我在一旁玩耍,母亲诉苦,外祖母劝她忍耐。或许担心母亲想搬回这栋如今她独居的三层楼房,外祖母不停地提醒我们注意这屋子缺点不少。除了偶尔发发脾气,父亲对生活几乎无任何抱怨。他像孩子似的喜欢自己的好长相、好脑筋以及他从不设法隐瞒的好运气。他在屋里老是吹着口哨,照镜子,拿柠檬当发蜡抹在头发上。他喜欢笑话、文字游戏、惊喜、背诵诗歌、卖弄聪明、搭飞机去遥远的地方。他从不是个责骂、禁止、处罚小孩的父亲。他带我们出门时,我们会在城里逛来逛去,四处交朋友,在这些出游期间,我开始认为世界的创造是为了享乐。若有倒霉事降临,烦闷逼近,父亲便相应不理,保持沉默。制定规矩的母亲眉头一扬,教导我们人生的黑暗面。跟她相处乐趣虽少,但我仍非常依赖她的爱和情感,因为她奉献给我们的时间远比抓住一切机会逃出家门的父亲要多。我人生中最严厉的功课是得知我得跟哥哥争宠。或许因为父亲几乎没有权威,我同哥哥的竞争更具意义:他是跟我争夺母爱的对手。那时的我们当然不懂心理学,于是我跟哥哥的战争最初被伪装成一场比赛,我们在比赛中假扮成别人。打斗的人不是奥尔罕和塞夫凯特,而是我和哥哥各自最喜欢的英雄或足球运动员。我们确信自己变成自己的英雄,因此全力以赴。比赛以泪与血收场时,愤怒和妒忌使我们忘了彼此是亲兄弟。每当我情绪低落,每当我不快乐或烦闷的时候,便离开我家公寓,不告诉任何人,下楼跟嫂嫂的儿子玩,或更常去楼上的祖母家。虽然每间公寓看上去非常相像,公寓里的椅子和餐具、糖罐和烟灰缸全购自同一家商店,但每间公寓都像不同的国家,独立的天地。在祖母那间杂乱幽暗的客厅,在咖啡桌和玻璃柜、花瓶和相框的阴影中,我得以梦想自己身在他方。晚间我们一家子聚在这间客厅时,我经常玩个游戏,把祖母的公寓当做一艘大船的船长指挥室。这个幻想归功于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我躺在床上时,哀伤的船笛声会闯入我的梦乡。我驾驶假想中的船在暴风雨中前进,惊涛骇浪使我的船员和乘客们越来越不安,身为船长的我则感受到一种船长的自豪,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命运都交付在我手中。虽然这幻想很可能是由哥哥的冒险漫画引发的,但与我对神的看法也有关系。神决定不让我们跟城市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以为仅仅因为我们是有钱人。然而随着父亲和伯父一次次破产,家产凋零,家庭破裂,为钱的争执越来越厉害,每回去祖母家便让我苦恼,也让我进一步发现: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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